我们不需要户口簿里的城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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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4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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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看住男孩,周少平没有继续跑代驾,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小了,自己今年42岁,我自己小孩也在读初三,和男孩年纪相仿,我对男孩父母的心情感同身受。周少平说。原标题:释放改革红利迈向高质量发展湖北自贸区11个月新增企业逾万家湖北日报讯(记者雷闯、艾红霞、通讯员陈高亮)4月1日,湖北自贸区迎来挂牌周岁生日。省自贸办相关负责人透露,一年来,湖北自贸区不断深化改革,推动产业转型升级,迈向高质量发展。截至2月底,武汉、襄阳、宜昌三大片区共新增市场主体10697家。

  瓜纳华托银矿遗址  瓜纳华托建城开始于公元1554年,当时的墨西哥殖民者西班牙人,开始大规模开采墨西哥的银矿,大量开挖自美洲的银矿,向世界各地输出,间接导致了我国明朝的衰亡。

  “佛山木版年画”专题展活动现场。图片来源:四会市博物馆  2月20日上午,南方日报记者来到四会市博物馆采访参观“佛山木版年画”专题展的市民。“文化过年”成为今年春节的新时尚。  春节期间,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将精心准备的“贺年展览拼盘”送到全省各地30余家博物馆巡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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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家乡在中部某省的一个小镇,或许从第一位来到这里的祖先开始,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就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 几年前,在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农转非”运动中,家乡人的“身份”发生了彻底转变。

  这场转变大部分体现在户口簿上,生活却一如往常:年轻人在外地打拼,老人在家守着土地和孩子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
老乡们并不知道,在统计口径上,他们已经作为“城镇户籍人口”,为这个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,作出了一点微小贡献。

  在这股城镇化大潮中,我那人口不足两万人的家乡甚至激不起一朵水花。

近5年,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。

按照政府工作报告,2018年还会有1300万农民进城落户,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会继续提升。

  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一路高歌猛进,但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对“进城”的态度正在变得冷淡。 有媒体报道,农民落户城市正从“不敢想”变为“不太想”。 而2016年社科院一项针对中西部农民的调查显示,有近半数农民“不想进城”,66%的农民工相信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。  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我的父母曾经无比艳羡县城里的亲戚,那时一张“机关户口”意味着每月凭证供应的“商品粮”。

现在他们却对户口簿上的城镇户籍不屑一顾,城里不仅没有免费的粮食,连吃水都要花钱,每月的物业费、燃气费也都是不小的开销。   即便如此,离家乡20公里外的县城也借着“农民进城”发展了一波,本来已经停滞的房地产业纷纷复活,楼盘向县城外围扩张。 房地产的花车经常出现在镇上,上面打着各种促销的广告。

政府搞“上楼工程”,银行也为农民贷款买房提供优惠政策,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直接刺激了家乡人进城买房的意愿。

  如今家乡的年轻人在县城买房已经成为一种风气。 他们用多年积蓄换回一套县城的房子,然后去更大的城市靠出卖体力还房贷。 每年春节,这些年轻人不会在县城的新房里过年,还要回到农村的家。 县城里几乎没有什么产业,很难为这些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。 这意味着,如果在县城定居,他们就无力支撑家庭。

  许多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与我家乡的县城有着相似的处境,城市的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。

决策者往往更钟情于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增加,而不是产业规划、就业规划。

  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(2014-2020年)》里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: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,市民化进程滞后;“土地城镇化”快于人口城镇化。

  缺乏市民化的城镇化曾为我国带来了低成本的劳动力,同工不同酬和缺失的社会保障甚至成为中国制造业、建筑业的竞争优势。

但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%,进入了城镇化的中后期,农民工的市民化比之前更加紧迫,成为城市内部社会分化的核心问题。   如果解决不了,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民最终只有两条路可走:要么回乡,要么成为“城市里的农民”。   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,农民进不进城,进哪个城市,应该让农民自主选择。 政府要做的更多是让进城的农民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,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,享受平等的发展机会。

  也有学者提出,“市民化”并不意味着农民一定要到城市定居,要转换成“城镇户口”。 中国有许多村庄都具备了现代产业基础,这些村庄按照城市标准来规划,农民完全可能实现“就地城镇化”,农民生活与市民生活方式没有根本区别。

  那些通过土地流转成为“种粮大户”的农民和在乡镇企业里工作的员工,实际上已经从传统的小农经济进入到企业式的现代经济体系。 他们的“市民化”是市民的实质内容,而不是外在形式。

  相比那些已经拿到城镇户口但仍生活在农村的“市民”,和那些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平等公共服务的农民来说,他们才是真正的“人的城镇化”。

【责任编辑:黄易清】。